赫爾穆特·許貝納

赫爾穆特·貢特爾·許貝納（1925—1942），本教會在德國漢堡的成員，是柏林特別人民法院（Volksgerichtshof）下令處決的德國反納粹主義者中，最年輕的死難者。 自1941年初起，許貝納製作了一系列的反納粹傳單，內容包括他自己的政治評論和對同盟國電臺廣播的抄錄。在其他青少年的幫助下，他在漢堡各地分發傳單。1942年2月，法院判定許貝納犯了「陰謀叛國和叛國支持敵方」的罪行，下令將其處決；特別法庭還判定他的朋友魯道夫·沃貝和卡爾—海因茨·施尼貝，以及工友格哈德·杜韋爾犯了「收聽外國電臺和散播外國電臺新聞」罪。八個月後，年僅17歲的許貝納被處決。沃貝、施尼貝和杜韋爾被判處在德國監獄營服苦役。

許貝納於1925年出生在漢堡。他有兩個同母異父的哥哥：漢斯和格哈德，他的單親媽媽埃瑪·古達特·孔克爾為了撫養他們而必須工作。因此，赫爾穆特和哥哥們大部分的青少年時光，是和住在附近的外祖母威廉明妮·蘇德羅一起度過的。 1939年，埃瑪與雨果·許貝納結婚，他是個建築工人，也是納粹黨人，後來收養了赫爾穆特。

當初，許多德國後期聖徒和周圍的人一樣，對納粹黨再度穩定經濟和提升民族自豪感的許諾抱有希望。有些教會成員加入了納粹黨，而其他成員則積極反對這個政權。還有一些人保持中立。 赫爾穆特·許貝納親眼目睹人們對於納粹黨派態度迥異。他的分會會長亞瑟·燦德爾是納粹黨人，曾試圖強迫分會成員收聽納粹黨的電臺廣播，並威脅要舉報從事反政府活動的教會成員，更於1938年在教堂的大門處張貼告示，聲明不歡迎猶太人進入。 有數名成員穿著自己的納粹軍裝和軍中制服參加教會聚會。另一方面，漢堡區會會長奧托·貝恩特在講台上宣講反對政府政策的言論。雖然他反對廣播宣傳的思想，卻僅在私下鼓勵成員抵抗，並經常施助猶太歸信者。儘管許貝納最初參加了當地的德國少年團Jungvolk（納粹組織的兒童團體）以及希特勒青少年（the Hitler Youth），但他最終摒棄了納粹黨的意識形態。

1941年春，許貝納發現了哥哥格哈德的一台短波收音機，便用來收聽英國廣播公司（BBC）的夜間新聞廣播——根據納粹法律，這是一項罪行。他在教會的兩位朋友卡爾—海因茨·施貝尼和魯道夫（魯迪）·沃貝偶爾也會和他一起聽。不久，許貝納便開始製作反納粹傳單，將廣播中的資訊連同自己的評論一起發出去。許貝納用複寫紙和從分會借來的打字機複製這些傳單，然後與施貝尼和沃貝把這些傳單貼在納粹黨的佈告欄上、丟在人來車往的街道上，也塞進信箱。 許貝納曾想招募他認識的其他青少年幫忙，但未獲成功。 在八個月的時間裡，許貝納製作了一系列的傳單，挑戰納粹黨的宣傳話術，並質疑官方對戰爭的敘述。他也將目標直接對準納粹黨官員。元首（Führer，指希特勒）「要把你們成千上萬的人送入火海，以完成他所發起的罪行，」許貝納在一份傳單中寫道，「你們的妻兒將大批淪為寡婦和孤兒。而這一切都毫無意義！」

1942年2月，祕密警察（Gestapo，蓋世太保）特工逮捕了許貝納、沃貝、施尼貝和杜韋爾，指控他們犯下各種觸犯納粹法律的罪行，包括「密謀叛國罪」。 8月11日，在一場長達九個多小時的審訊中，這四個人在柏林由三名成員組成的特別人民法院受審。 四人都被判有罪。許貝納被判處死刑，而沃貝、施尼貝和杜韋爾則被判處4—10年的勞改。1942年10月27日，許貝納被送上斷頭台處死。

許貝納被捕後不久，分會會長亞瑟·燦德爾在赫爾穆特的教籍紀錄上寫下「開除教籍」。然而，區會會長奧托·貝恩特拒絕連署這項行動。歐洲傳道部會長團成員安東·胡克提供了第二份簽名。幾位教會領袖後來表示，他們有意讓教會與許貝納保持距離，以保護後期聖徒，避免觸怒納粹官員。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，總會會長團撤銷了將許貝納開除教籍的決定，並於1948年為其執行了代理聖殿教儀。

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數十年間，赫爾穆特·許貝納因其抵抗納粹政權的事蹟而被世人銘記。 漢堡的一所職業學校、柏林的德國抵抗紀念館，以及處決許貝納的普洛岑湖監獄都有紀念展陳設。除此之外，漢堡的一所青年中心、一所學校和兩條街道也都以他的名字命名。 自1940年代起，政治、社會和宗教團體在1月8日（其生日）和10月27日（其處決日）舉行各種紀念活動，以緬懷他的英雄之舉。 2020年1月8日，普洛岑湖監獄附近一所少年感化中心的學校以許貝納的名字命名，以示敬意。 從根本上說，或許許貝納在生命最後時刻寄出的信中所透露的想法，最能展現他堅定的信念和恆久的希望：「我非常感激天父，這煎熬痛苦的人生將於今夜畫下句點。我再也無法忍受！我的天父知道我並沒有做錯任何事。……我知道神活著，祂必會公正審判此事。直到我們在更好的世界愉快再相會！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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