葛肇媛——香港

「請他恢復教會。」

這輕柔、急迫的聲音，讓十六歲的葛肇媛既驚訝又困惑。「什麼？」她說。

「請他恢復教會。」

肇媛又清楚地聽見這個信息，彷佛有人在她右耳邊低語一樣。但附近並沒有人。1954年9月，她獨自站在香港一家旅館外面。來自美國的一些訪客，剛搭上前往機場的巴士，而她正向他們揮手道別。

這些訪客是在東亞旅行的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的領袖。世上有十億多人住在這個地區，但只有一千人左右接受了耶穌基督復興的福音。教會在香港已經好幾年不曾正式存在，因為中國的社會動盪，加上鄰近的韓國發生戰爭，使得教會領袖在1951年關閉傳道部。但如今衝突已經結束，而這些訪客前來這個城市，造訪肇媛和其他十八位聖徒。

帶領這群人的，是教會十二使徒定額組的資深成員海樂·李長老。肇媛看得出來他很重要，但她說不出所以然來，因為她對教會的行政管理所知有限。不過她知道，這對她低語的信息是要給他的。

她沒有多想，就朝巴士伸出手來，並希望車子不會開走。「李使徒，」她說。

李長老把手伸出敞開的窗戶，肇媛把手握上去。「請您恢復教會，」她哭著說，「我們聖徒沒有教會，就像人沒有食物一樣。我們的靈性需要得到餵養。」

使徒的眼睛裡充滿淚水。「我無法作主，」他說，「但我會向總會弟兄們報告。」他告訴肇媛要祈禱、保持信心，並鄭重地對她說，只要香港有像她一樣的忠信聖徒，就形同有教會一樣。

然後，巴士打入檔，緩緩駛離。

月復一月，肇媛始終沒聽到從教會來的消息，她有時會懷疑，是否就此無聲無息。後期聖徒傳教士在香港一直苦無成果。1850年代，長老們首次在那裡傳教，但由於疾病、宗教和文化差異、貧窮，以及語言的隔閡，在短短幾個月後，他們就放棄了傳教，無人受洗。第二批傳教士於1949年抵達，但那次傳道只持續了兩年。

那段期間，肇媛和她兩個妹妹成為第一批在香港加入教會的華人。他們的家庭和其他幾十萬的難民，為了逃離中國大陸的動亂，來到這塊英國殖民地。傳道部就在他們所住的街上，肇媛的繼母每天早上都送她們過去，希望她們能學英文，以及傳教士教導的其他任何事。

肇媛還記得秦世蘭（Sai Lang Aki，音譯）姊妹教導的聖經課程；這位傳教士是夏威夷華裔，教肇媛學習英文。就在那時，肇媛對復興的福音獲得了見證。傳道部的關閉就好像在香港的太陽已落下，但她的見證幫助她堅強下去。即使沒有聖職教儀、聖餐聚會、教堂和中文的教會書刊，但她對耶穌基督的信心依然堅定。

1955年8月，李長老來訪後的將近一年，一位高大的金髮年輕男子，來肇媛工作的電影院找她。她立刻認出此人是格蘭特·席頓（漢名席德恩），曾在香港的傳道部關閉前擔任傳教士。他和妻子露安娜剛抵達香港，要開啟新成立的南遠東傳道部。

肇媛喜不自勝。正如她盼望的，李長老曾與教會領袖談到香港的聖徒。事實上，他回到美國後不久，就建議重啟傳道部，甚至在教會的總會大會上講述肇媛的故事。總會會長大衛奧·麥基便召喚席德恩來領導新的傳道部，疆界涵蓋香港、台灣、菲律賓、關島，以及該地區的其他地方。

「旭日東升，」肇媛心想，香港聖徒再次迎接早晨！」

1957年，南遠東傳道部急需一位新傳教士。在香港傳教的四位姊妹中，有一位因健康因素剛返回美國，使得傳道部意外留下一個空缺。格蘭特·席頓（席德恩）會長知道，其餘的姊妹需要立刻得到協助，因此他召喚葛肇媛擔任當地的全部時間傳教士。

過去兩年來，肇媛已成為傳道部不可或缺的一分子。席德恩夫婦剛抵達香港時，請她聯絡該區域所有的聖徒，傳道部辦公室也似乎成了她的第二個家。有時候，她會當保姆，照顧席頓家的孩子。有時候，她會教傳教士廣東話和國語。她和露安娜·席頓一起在主日學教導香港的兒童了解聖經故事。

肇媛欣然接受了這項傳道召喚。一位名叫李乃勤（Lee Nai Ken，音譯）的長老是當地另一位聖徒，曾在香港擔任過短期傳教士，而席會長則是熱切地召喚更多當地的聖徒擔任傳教士。來自北美的傳教士往往很難學習中文和當地文化。香港有許多人對外國人存有戒心，有時誤以為長老們是美國政府的探員。

不過，肇媛和其他華人聖徒已了解當地文化，不必擔心有語言上的隔閡。此外，他們往往與教導對象更有交集。肇媛是來自中國大陸的難民，她了解在一個擁擠的城市展開新生活是什麼樣子，這裡的住房和工作都供不應求。

香港的許多成員和準聖徒都是難民，席頓會長正想辦法照顧他們的靈性福祉。1952年，教會推出了七個討論課程，幫助準歸信者準備好成為教會成員。席會長和他的傳教士則根據當地的需求進行調整，發展出十七個福音課程，以吸引香港的許多非基督徒，或對基督信仰僅有基本了解的人。這些課程的主題包括神組、耶穌基督的贖罪、福音的首要原則和教儀，以及福音的復興。歸信者受洗成為新成員後，會再上其他二十課。

肇媛被按手選派為傳教士的前一晚，作了一個夢；在那栩栩如生的夢裡，她站在一條繁忙的街道上，四周一片混亂和騷動，此時她注意到一棟美麗的建築物。她走進去，立刻感到平靜和安詳。建築物裡的人穿著白色服裝，肇媛認出他們當中的一些人，是目前正在香港服務的傳教士。

隔天，肇媛向傳道部會長公館報到時，把夢境告訴長老們。他們都很驚訝。她怎麼知道聖殿是什麼樣子？她以前從未去過。

1959年初，葛肇媛姊妹和她的傳道同伴依蓮·瑟曼，與一群後期聖徒青少年搭上一列火車；這些青少年來自香港東北部，一個名叫大埔的鄉村地區。那天晚上，教會在市區租來的一個大廳裡，舉辦了一場舞會，而這些青少年對於參加舞會感到很緊張。他們都是教會的新成員，而且很少進市區。他們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。

肇媛也不清楚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。這場舞會是教會在香港首次舉辦的「金碧舞會」。金碧舞會的名稱取自教會協進會的正式顏色，自1920年代起，金碧舞會便成為後期聖徒青少年的年度盛事，在男女青年協進會發展完善的地區更是如此。這些舞會讓年輕人有機會認識教會的其他成員，而美國傳教士則想讓華人聖徒認識這項傳統。畢竟，過去一年來，教會在香港增加了九百多人。

搭火車到市區大約花了一個小時。肇媛、依蓮和大埔的青少年抵達會場時，發現傳道部的協進會理事會——全部由美國傳教士所組成——盡了一切努力，讓這場舞會就像美國的金碧舞會一樣。金色和綠色的布條從天花板垂下，還有五百個氣球高高懸掛在舞池上方，準備好在晚會結束時只要拉動一條引繩，氣球就會全部灑落下來。至於點心，則是餅乾和果汁。

但舞會一開始，似乎不大對勁。有個喇叭接上了唱盤，傳教士用它來播放美國的流行舞曲。主辦單位只在大廳裡擺上少少幾把椅子，希望這樣能誘使年輕人走入舞池。但這招沒效，幾乎沒有人在跳舞。

過了一會兒，有一些香港聖徒開始播放他們喜歡的音樂，然後一切都改變了。傳教士似乎沒有考慮到當地人的偏好。他們播放的都是純音樂，而華人聖徒想要的是由人唱出的歌曲。這些聖徒也偏愛跳慢板的華爾滋、恰恰和曼波舞，而傳教士沒有播這種音樂。音樂一改變，大廳裡的每一個人都擠到舞池中跳舞。

雖然一開始有點狀況，但金碧舞會最後還是很成功。不過，在舞會原定結束時間之前不久，有人釋放了頭頂上的氣球，讓氣球掉落到下方的人群中。華人聖徒以為舞會結束了，就迅速朝門口走去。傳教士試著叫他們回來，至少作個閉會祈禱再走，但為時已晚，幾乎所有的人都離開了。

整個晚上，肇媛都很開心地看著大埔的聖徒和該地區的其他年輕人交誼。到目前為止，在大埔服務是她傳教生涯的巔峰時刻之一，她在那裡的時光鞏固了她的見證。

但在金碧舞會的幾個月後，她發現自己即將離開。席會長要派她去台灣，這座在東方六百五十公里處的島嶼。

葛肇媛於1959年7月下旬抵達台灣，大約就在席會長派遣第一批後期聖徒傳教士到台灣的三年後。台灣當時的教會成員不到三百名聖徒，其規模和組織都不如香港的教會。儘管如此，傳教士仍在該島上為數眾多的中國難民當中尋找可教導的人，這些人說的語言主要是國語，也就是肇媛所說的語言。

肇媛和同伴黛西·柯雷格在新區域安頓下來後，拜訪了任職於台灣主要立法機構的皮以書女士。皮女士與肇媛的繼母曾一起求學，繼母給了肇媛一封介紹信，要她轉交自己的老友。肇媛迫不及待想幫助皮女士看到教會能給予台灣人民的祝福。

肇媛和黛西在會面時，給皮女士看了介紹信，而她則邀請她們坐下。有位服務生端出了一套美麗的茶具，皮女士為客人準備了格雷伯爵茶。

雖然喝這樣的茶違反了智慧語，但肇媛知道公開拒絕主人準備的茶，在對方的文化中是會冒犯人的。然而，多年來，傳教士和成員不停構思一些不失禮貌的方法，來避免飲用他人提供的茶。舉例來說，香港有位精通社交禮儀的華人聖徒陳冠友建議，傳教士只需要先接受茶，然後慎重地把茶放在一邊就好。他向大家保證：「華人絕不會強迫朋友喝茶。」

肇媛和黛西有禮地拒絕了茶，她們向皮女士說明，他們來台灣是為了教導人們服從，並成為社區裡的好成員。但皮女士還是繼續邀請他們喝點茶。

肇媛終於說：「女士，非常抱歉，我們不喝茶。」

皮女士似乎很驚訝。她問：「為什麼不喝呢？」

肇媛回答說：「教會教導我們要遵循一項稱為智慧語的原則，使我們保持身體健康，心智清晰。」她接著解釋說，教會成員不喝咖啡、茶或酒類，也不使用煙草或鴉片之類的毒品。當時教會的領袖和出版品也提出警告，不要飲用其他任何含有成癮物質的飲料。

皮女士沉思了片刻，問說：「那麼，你們可以喝什麼呢？」

肇媛說：「能喝的有很多，像是牛奶、水、橙汁、七喜、汽水。」

皮女士請她的服務生把茶具拿走，然後拿一些冷牛奶給傳教士。然後，皮女士祝福他們能順利教導台灣的人民。她說：「我希望我們的人民成為更好的社區居民，變得更健康且更服從。」

隨後的幾天和幾週內，肇媛與許多人分享了復興的福音。華人基督徒對教會最感興趣，但有一些佛教徒和道教徒也受此吸引。台灣有些人是無神論者，對基督信仰或教會沒什麼興趣。對其他人來說，沒有中文版的摩爾門經或教會的其他文宣品，成了一項阻礙。

教會在台灣的成長很緩慢，但加入教會的人深知他們洗禮聖約的重要性。在成為後期聖徒之前，他們必須完成所有的傳教士課程，經常參加主日學和聖餐聚會，遵守智慧語和什一奉獻律法至少兩個月，並承諾遵守其他誡命。在台灣，許多和傳教士見面的人，在訂下洗禮日期前，已經很積極地參與他們分會的聚會。

肇媛在這島上的主要責任之一是鞏固慈助會。台灣的慈助會原本都一直由美國長老所帶領，直到那一陣子為止。1959年初，席會長派了一位名叫貝蒂·詹森的傳教士，在台北和台灣的其他城市成立慈助會，訓練女性領袖，情況才有所轉變。現在，肇媛和其他姊妹傳教士繼續執行貝蒂的工作，從一個分會到另一個分會，給予慈助會所需的支援。

肇媛的傳道工作於1959年10月1日結束。在她服務的期間，她對福音有了更深入的了解，並感受到自己的信心增強了。對她而言，教會在香港和台灣的成長，應驗了先知但以理的夢境。

1992年10月，教會宣布興建香港聖殿時，葛肇媛欣喜若狂。自從她在南遠東傳道部傳教至今，三十多年過去了。那段時間，她移民到美國，嫁給一位名叫周煥章的華裔美國人，育有四名子女。但身為教會在香港的早期中國歸信者，她從未忘記這段經歷。這些經驗成了她對孩子們講述的床邊故事。

煥章認為應該全家一起參加聖殿奉獻典禮。

「不行，」肇媛說，「那要花很多錢。」

煥章很堅持，說：「我們一定要去。」

一家人便開始存錢。孩子們如今已成年，他們知道主的家宅對母親有多麼重要。1963年，她移民美國時，先在夏威夷停留，在來耶聖殿接受個人恩道門。後來，她和煥章在洛杉磯聖殿印證；不久後，奧克蘭聖殿奉獻，這座聖殿就在他們位於加州舊金山灣區的家附近。肇媛和煥章後來成為該聖殿的工作人員，讓肇媛有機會用國語、廣東話、苗族語和其他語言來執行聖殿教儀。

香港聖殿於1996年5月完工後，教會舉行了為期兩週的開放日。肇媛和家人於5月23日晚上，即聖殿奉獻的三天前抵達香港。他們走出機場時，肇媛感受到周圍瀰漫著溫暖潮濕的空氣。

她面帶微笑地對家人說：「歡迎來到香港。」

在接下來的幾天裡，肇媛帶著家人參觀這座城市。她的大女兒金蓮也曾在香港傳教，他們很開心能一起重遊這個地區。肇媛讓孩子看看她曾經熟悉的街道和建築物時，他們孩提時代聽到的故事頓時鮮活了起來。她帶他們先去的地方之一就是聖殿，這座聖殿蓋在傳道部會長公館的舊址；她還是女青年時，常常到這裡來。看到這個地點用於如此神聖的目的，肇媛再高興不過了。

5月26日星期日早上，他們一家人參加了一場特別的聖餐聚會，一同出席的還有肇媛的傳道部會長格蘭特·席頓（席德恩），以及南遠東傳道部過去的傳教士。在聚會中，席頓會長和傳教士都作了見證。輪到肇媛時，她站起來。「聖靈正在我心中燃燒，」她見證說，「這塊土地和這個傳道部孕育了我，我對此十分感激。」

隔天早上，肇媛和家人一起坐在香港聖殿的高榮室裡。多馬·孟蓀會長主持開會儀式，十二使徒定額組的尼爾·麥士維長老演講時，肇媛的臉龐泛著光亮和微笑。她覺得自己的人生彷彿又回到了起點。四十二年前，她懇求海樂·李長老讓教會在香港恢復。當時，這座城市只有少數的聖徒。如今香港有主的家宅，而她和丈夫兒女都身在此地。

聚會結束之際，多馬·孟蓀會長讀出奉獻祈禱文。「教會已成長並祝福了此地許多您兒女的生活，」他祈禱說，「我們要為所有接受福音、並對與您所立的聖約保持忠信的人感謝您。現在，由於這神聖聖殿的奉獻，教會在這地區已趨於成熟。」

當大家唱著「神靈如火」時，肇媛的眼淚滑落臉龐。閉會祈禱結束時，她將丈夫和孩子們環繞在臂膀中，擁抱他們。她的內心無比快樂。

那天晚上，他們全家參加了一場傳教士重聚大會。他們抵達得有點晚，到場時發現大家已在會場聊了起來。當肇媛進門時，群眾安靜下來，然後她的家人十分驚訝地看著一個接一個的人，畢恭畢敬地向她問候。

肇媛和老朋友聊天時，有位老人拍了拍她的肩膀。「你記得我嗎？」他問道。

肇媛看著他，臉上閃過認出此人的表情。他是海樂·斯密，是她年輕時最早認識的傳教士之一。肇媛將他介紹給自己的孩子認識。

「我以為自己毫無作為，」他對她說。他不敢相信她還記得他。

「拯救你的人，你是忘不了的，」肇媛說。